新加坡是最靠近竞争前沿的国家。在大型经济体中，美国排名最高，并且继续是创新强国。在金砖国家中，中国排名最高。排名最低的国家是非洲经济体，它们尚未跨过竞争优势的一半。

指数结果和国家计分卡旨在帮助各国根据自己的历史评估其绩效，并与所在地区或收入组中的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但是，该报告还向我们介绍了决策者，企业和个人必须了解和积极管理的全球经济发展情况。

2019年全球竞争力指数4.0揭示了全球经济的五大趋势，这对政策制定者有何影响？

全球经济的5种趋势-及其对经济决策者的影响

1.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领导人采取了迅速的行动来缓解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但这还不足以促进生产力的增长。

自大萧条以来，政策制定者主要通过超宽松和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使全球经济保持稳定。但是，尽管大量注入了流动性（仅在2008年至2017年间，全球四大中央银行就注入了10万亿美元），但在过去十年中，生产力的增长仍处于停滞状态。

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可能会通过鼓励资本配置不当而导致生产率下降，导致银行对企业贷款的兴趣降低，偏向不受信贷约束的公司，并优先考虑费用产生和交易活动。竞争力的12个杠杆之间没有可补偿性–健全的金融体系无法弥补劣质的基础设施，就像ICT的采用无法弥补缺乏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生态系统一样。各国必须走所有十二条道路，但要利用便宜的资本和技术，制定自己的排序策略来平衡和集中精力。正如谚语所说，“在阳光照耀的时候固定屋顶”，而政策制定者在预期的放缓之前拥有缩小的窗口。

全球经济的5种趋势-及其对经济决策者的影响

2.随着货币政策的枯竭，决策者必须重新审视并扩展其工具包，以包括一系列财政政策工具，改革和公共激励措施。

排他性的（也许是过度的）对货币政策的依赖也意味着，财政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反映在全球公共投资的持续下降中。尽管借贷成本非常低，但公共部门仍未加大投资力度（1995年政府支出占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为18.3％，2016年为15.7％；法国为1995年的21％ 2016年为15.4％）–部分原因是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人们对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表示担忧（日本的公共债务与GDP的比率已达到237％，葡萄牙为121％，意大利为132％）。

如果确实“滞后”永久性地降低了增长路径，那么投资主导的刺激措施可能是在停滞不前的发达经济体中重新开始增长的适当措施，尤其是优先考虑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研发和绿色采购投资的财政政策通过结构改革，使创新更容易，并使负责任的包容性企业蓬勃发展。

全球经济的5种趋势-及其对经济决策者的影响

3.信息通信技术的采用和促进技术集成固然重要，但如果政策制定者想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为所有人提供机会，则必须同时投资于发展技能。

虽然许多先进和新兴市场正在拥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但要在技术集成，人力资本投资和创新生态系统之间找到平衡，对于提高未来十年的生产率至关重要。通过正确的技能和培训，工人可以成为拥护，推动和实现技术潜力的推动者，而不是被技术所取代。投资于人不再是事后的想法–它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增长和适应力的基本组成部分。此外，尽管科学出版物，专利申请，研发支出和研究机构都是发展创新能力的既定方面，但还远远不够。

为了使好的创意进入商业化，许多“软性”因素同样重要，例如公司接受颠覆性创意的能力（在这一方面，德国以63.1分排在第7位，意大利以39.6分排在第98位），对企业家风险的态度（美国以75.9分排名第二，法国以52.9分排名第55），劳动力多样性（加拿大以76.4分排名第5，加拿大以50.7分排名第106）和公司的扁平等级结构（丹麦排名第一）得82.4分，韩国以53.0排名85。

4.竞争力仍然是改善生活水平的关键，但是决策者必须在2020年代初共同审视增长的速度，方向和质量。

持续的经济增长仍然是摆脱贫困的关键途径，也是人类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核心驱动力。然而，仅靠光靠自己，还不足以解决下一个十年的两个最大挑战：建立共同的繁荣和管理向绿色经济的过渡。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市场集中度显着上升（企业领导者对过去10年市场竞争的评估在美国下降了15％，在德国下降了12％），并且收入不平等状况不断加剧（例如， ，过去10年中，最高收入十分之一的收入份额在美国从43％增至47％，在中国从36％增至41％，在德国从32％增至35％。

关于气候，在可能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稳定的10个生态因素中，有3个已经超过其“极限”。传统的普遍观点是，平等或可持续性必须以增长为代价。我们发现事实恰恰相反-缺乏共同繁荣和环境可持续性会腐蚀生产力的增长。此外，在道德上有明确的理由，不仅要关注增长的速度，还要关注增长的方向（环境上可持续的）和质量（创造共同的繁荣）。

全球经济的5种趋势-及其对经济决策者的影响

5.经济有可能发展壮大，具有包容性并在环境上可持续发展-但需要更有远见的领导才能使所有经济体都处于这种双赢的轨道上。

经济，社会和环境因素之间的权衡取舍可能是从短期和狭of的增长角度得出的，但可以通过采用整体和长期的增长方法来缓解。一些经济体已经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例如，瑞典，丹麦和芬兰不仅已成为世界上技术最先进，创新和活力最强的经济体，它们还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好的社会保护，而且具有同等竞争力，比同龄人更具凝聚力，并且更具可持续性。

但是，对于相同水平的当前竞争力，大多数国家在社会和环境因素方面的结果差异很大。例如，在环境方面，瑞典和美国的竞争力均超过80/100，而瑞典在过去15年中对可再生能源的依赖增加了13％，而美国仅增加了3％。同样，在社会政策方面，尽管丹麦和英国的竞争力水平相当，但低收入者要花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在丹麦获得平均收入，而英国则需要五年。大多数经济体在“政府的未来取向”评估中得分较低，表明经济政策制定者在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方面没有达到其人民的期望。